事实、逻辑与价值——当代中国哲学研究的方法立场
李承贵;如何做出有学术价值的中国哲学研究成果？王中江的学术实践值得学界关注。他的研究中最具特色的或许是事实、逻辑、价值的贯通，即通过事实发现或提出学术问题，借助逻辑分析展开学术思考，通过探索寻找学术意义或价值。这不仅解决了学术研究中事实缺席的问题，也解决了学术研究中义理脉络堵塞的问题，更解决了学术研究中人文关怀失落的问题，从而使关于中国哲学的研究成果成为一个有机整体，且能凸显其鲜明的独特个性。更言之，研究中国哲学，绾事实、逻辑与价值三种工夫为一体而贯注其中，或许是取得成功的基本路径之一。
根源、制度与秩序——早期道家思想的演变及其现代启示
东方朔;以早期道家思想演变为线索，探讨“何谓秩序”以及“如何创制‘好’的秩序”的问题无疑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先秦诸子共同的问题意识源于周室衰微、天下大乱，秩序问题成为时代的主题。儒家主张依赖圣人的德慧与知虑来创制秩序，而道家则提出“绝圣弃智”“不尚贤”等主张，认为以智治国反而会导致国家混乱。通过对老子“道”的根源性的分析与黄老学“道生法”的制度转型的阐释，可以看到道家从“道政”到“法治”的内在逻辑的演变，而慎到与荀子关于“治人”与“治法”的论争则充分显露出儒家与黄老道家之间的异同。
范畴与关系——从王中江对“关系主义”的讨论看中国哲学的“底层”
匡钊;从冯友兰较早对思想的形式的直接强调到张东荪、张岱年对作为哲学工具的范畴予以关注，现代中国哲学研究范式的升级清晰可见。所谓范畴同时关乎“关系”与“意义”两方面，但前者的地位以往却未曾在学界得到充分的讨论。这种局限性则因王中江最新的一些相关思考而获得了突破的可能。将“关系”设定为理论上的核心议题，包含着某种明确的深入传统哲学话语“底层”的努力。此“底层”与汉语以对言格式为基础的特殊结构形态高度相关。中国哲学中有四种关系范畴：对待关系、嵌套关系、映射关系与链接关系，前两者在哲学上表现为中国古典哲学范畴的对列格局和万物一体的古典世界观，后两者则具备特定的论证价值。现代学科意义上中国哲学的研究，由强调形式而凸显范畴，由范畴研究而聚焦关系，基于对普遍哲学问题的追寻，对中国哲学新的理论构造的轮廓越发清晰起来。
“富民厚生”的哲学基础及其现代转化
孟兵强;“富民厚生”是中华文明的标识性概念。天民合一的理念是“富民厚生”的政治哲学基础，它包含民意即天心、以广大民众利益为中心、维护政治一统三层内涵。天地生生的理念是“富民厚生”的形而上学基础，其核心内涵是：天既是万物生成的根源，也是万物价值的根据；从宇宙生生之德出发，要求执政者养民、爱民、教民。“富之教之”是实现“富民厚生”的基本路径，而大同、小康则是“富民厚生”所指向的社会理想。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提出以人民为中心的执政理念和共同富裕的奋斗目标，推动了“富民厚生”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司马光仁学的双重向度——基于儒家仁义关系论的展开
汪楠;自孔子起，儒家便以“爱人”为共同追求。司马光则打破了儒家的这一共识，他以“不爱”释“义”，赋予仁义以“爱”与“不爱”的双重内涵，认为应当“以义制仁”，以此防止仁爱的泛滥。司马光将人道之仁义与天道之阴阳视为同一，阴阳之间对立的关系决定了仁义双方也是如此，故而他认为以“爱人”为内涵的“仁”，必然有以“不爱”为内涵的“义”与之相匹敌。司马光将原本属人的仁义规范还原为阴阳二分的宇宙秩序，由此构建了以“爱”和“不爱”为双重向度的仁学理论。
论“天人合一”
汤一介<正>最近看到《科技中国》2004年11月号和12月号刊登了由该刊和清华大学高等研究中心主办的“中国传统文化对中国科技发展的影响”论坛的报导和在讨论会上各位专家的发言,其中有好几位专家都讲到“天人合一”问题。本文打算就这个问题谈一些想法。在中国传统哲学中,“天”和“人”可以说是两个最基本、最重要的概念,“天人关系”问题则是历史上我国哲学讨论的最重要的问题。司马迁说他的《史记》是一部“究天人之际”的书;董仲舒答汉武帝策问时说,他讲的是“天人相与之际”的学问;杨雄说:“圣人……和同天人之际,使之无间。”魏晋玄学的创始者之一何晏说另外一位创始者王弼是“始可与言天人之际”的哲学家。唐朝的刘禹锡对柳宗元的批评,
儒家孝道观的形成与演变
张践儒家孝道观是中华民族区别于世界上其他民族最大的文化特质。同时，孝道观也 有一个不断变化、发展的过程。在夏、商、周三代，孝亲之心表现为传统宗教中的祖先崇拜观念，发 挥着维系宗族团结、协调人际关系的作用。春秋战国时期，孔子开创的儒家学说对传统宗教中的 孝道思想进行了新的诠释，使其从一种虔诚礼敬的宗教伦理变成了一种对家族生活反思的人生哲 学；从宗教祭祀活动变成了深入社会的家庭规范。秦汉以后，封建统治者夸大了孝道的引申意义 ──“以孝治天下”，使之变成了一种国家政治哲学，一方面掩盖了阶级国家的实质，另一方面也歪 曲了孝道伦理的本身意义。在现代公民社会里，家庭仍然发挥着“抚幼养老”的社会职能。因而， 儒家的孝道观复归其本来意义，仍然是一种宝贵的文化资源。
中国文化的精髓——和合学源流的考察
张立文<正>和合是中国文化的精髓,亦是被各家各派所认同的普遍原则.无论是天地万物的产生,人与自然、社会、人际关系.还是道德伦理、价值观念、心理结构、审美情感,都贯通着和合.一、和实生物,同则不继和合两字都见于甲骨、金文.和的初义是声音相应和谐;合的本义是上唇与下唇的合拢.殷周之时,和与合是单一概念.《易经》和字2见,合字无见,有和谐、和善之意.《尚书》和字44见,合字4见.是对社会、人际关系诸多冲突的处理.合,作相合、符合讲(由于篇幅所限,引文均删).
上海博物馆藏诗论简校释
廖名春说明:本文按形制将诗论简分为两部分,一是简头简尾写满字的一类,共23支残简,缀合为17简;二是简头简尾留空的一类,共6简。释文以简为单位,一简为一段,依次而下。为减少印刷麻烦,释文皆以通行字写出,需要讨论处则加以注释。简号注于简末。缺字能补出的,用[]号表示;不能补出而可数的,用口表示;不能补出又不可确数的,用……号表示。简中脱文和脱简缺文亦用[]表示。
命与天命:儒家天人关系的双重视角
丁为祥;"命"与"天命"是传统文化中一对重要范畴,主要指人所受到的限制。二者都起源于"令",由"王令"而"天令",又因"天令"对王权的决定作用从而成为王权之"命"。西周末,随着传统天命观的式微,"命"开始向个体落实。孔子正是在对"命"深切体验的基础上重提"天命",以作为君子之为君子的依据;子思又将其进一步落实为人之"性"。到了孟子,便通过"命"与"性"、"求在我者"与"求在外者"的比较,终于形成"命"与"天命"的不同规定:"命"体现着天对人之自然生命的限制,表现的是人所无法驾驭的客观力量,但却落实于人并表现为人之"命";"天命"体现的则是人之自我确认的道德理想,其虽然出于人却又必须证之于天,所以是天之真正的命于人者。命与天命,既体现了传统天人关系的双重视角,同时也是儒道两家不同探索侧重的一个基本分野。
论“天人合一”
汤一介<正>最近看到《科技中国》2004年11月号和12月号刊登了由该刊和清华大学高等研究中心主办的“中国传统文化对中国科技发展的影响”论坛的报导和在讨论会上各位专家的发言,其中有好几位专家都讲到“天人合一”问题。本文打算就这个问题谈一些想法。在中国传统哲学中,“天”和“人”可以说是两个最基本、最重要的概念,“天人关系”问题则是历史上我国哲学讨论的最重要的问题。司马迁说他的《史记》是一部“究天人之际”的书;董仲舒答汉武帝策问时说,他讲的是“天人相与之际”的学问;杨雄说:“圣人……和同天人之际,使之无间。”魏晋玄学的创始者之一何晏说另外一位创始者王弼是“始可与言天人之际”的哲学家。唐朝的刘禹锡对柳宗元的批评,
命与天命:儒家天人关系的双重视角
丁为祥;"命"与"天命"是传统文化中一对重要范畴,主要指人所受到的限制。二者都起源于"令",由"王令"而"天令",又因"天令"对王权的决定作用从而成为王权之"命"。西周末,随着传统天命观的式微,"命"开始向个体落实。孔子正是在对"命"深切体验的基础上重提"天命",以作为君子之为君子的依据;子思又将其进一步落实为人之"性"。到了孟子,便通过"命"与"性"、"求在我者"与"求在外者"的比较,终于形成"命"与"天命"的不同规定:"命"体现着天对人之自然生命的限制,表现的是人所无法驾驭的客观力量,但却落实于人并表现为人之"命";"天命"体现的则是人之自我确认的道德理想,其虽然出于人却又必须证之于天,所以是天之真正的命于人者。命与天命,既体现了传统天人关系的双重视角,同时也是儒道两家不同探索侧重的一个基本分野。
“齐物”三义——《庄子·齐物论》主题分析
陈少明在前人对《齐物论》作齐“物论”、与“齐物”论两种理解 的基础上，作者提出齐物我的另一重含义。合起来构成齐“物论”、齐万物与齐物我三义：齐物论是对各种思想学说，进行一种哲学批判，其重点不在是非的标准，而是对争是非本身的正当性的质疑。齐万物则要求人的世界观的转变，放弃任何自我中心的态度，看待万有的自然性与自足性，把是非转化成有无问题，具有从认识论向本体论过度的意味。齐物我是前二者的深入，它所涉及的心物关系不是认识论而是生存论问题，本体论上化有为无，就是表现在生存论上的丧我与无为，它是导向另一种生活方式的信念基础。齐物三义是庄子哲学的基本纲领。
“逍遥游”与自由
邓联合;近代以来,学界或从政治自由、或从精神自由的角度诠释庄子"逍遥游"乃至其全部思想的实质。前者阐发的实质上是放任主义的政治理念,后者虽在一定程度上照顾到庄子人生哲学的独异品格,但却疏略了其中的精神痼疾,难以回应现代自由主义的批评。本文认为,虽然"逍遥游"与自由之间的现代性格义难免有失粗率,但是鉴于庄子"逍遥游"思想所张扬的独立个体意识、所深蕴的个体良知和德操,"逍遥游"的精神传统作为本土资源,仍可在人生哲学的层面上为自由主义理念之植入提供内在支持和接引。
儒家孝道观的形成与演变
张践儒家孝道观是中华民族区别于世界上其他民族最大的文化特质。同时，孝道观也 有一个不断变化、发展的过程。在夏、商、周三代，孝亲之心表现为传统宗教中的祖先崇拜观念，发 挥着维系宗族团结、协调人际关系的作用。春秋战国时期，孔子开创的儒家学说对传统宗教中的 孝道思想进行了新的诠释，使其从一种虔诚礼敬的宗教伦理变成了一种对家族生活反思的人生哲 学；从宗教祭祀活动变成了深入社会的家庭规范。秦汉以后，封建统治者夸大了孝道的引申意义 ──“以孝治天下”，使之变成了一种国家政治哲学，一方面掩盖了阶级国家的实质，另一方面也歪 曲了孝道伦理的本身意义。在现代公民社会里，家庭仍然发挥着“抚幼养老”的社会职能。因而， 儒家的孝道观复归其本来意义，仍然是一种宝贵的文化资源。
